长期照护服务机构系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实践的必要主体，尤其是针对失能失智老人在机构养老的情形，该机构必然成为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之一。

"四大哈里发"被认为是正统哈里发。从理论上讲，哈里发的权威来自于穆罕默德，被认为是穆罕默德权威的延续，但是他们不再具有穆罕默德那样的神圣权威和超凡品格，只是穆斯林社会共同体的领袖。

根据穆斯林的共同信仰，第一种选择是不现实的，因为这种选择与大多数穆斯林的宗教情感相悖。有的实行两院制，有的实行一院制。进入 高鸿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伊斯兰法 宪政 。阿巴斯王朝后期，庞大的帝国无法统驭地方势力，以哈里发为首的中央政府权威受到了地方割据势力的挑战和分割。由此可见，与其他古代一切非民主社会所流行的政治理论一样，伊斯兰教的政治理论所强调的也是臣民对于统治者承担义务，而不是臣民应享有权利。

该敕令宣布政府保障帝国全体臣民的生命、荣誉和财产的安全。二是社会是个人实现自由和维护尊严的最有效形式。[6]也只有在这种动态竞争中市场才能保持活力。

平台类分享经济的规制可适用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供给方的模式，直供类分享经济的规制应当以消除负外部性为核心任务。其适用有助于深刻把握分享经济发展的基本特质，实施因地制宜的规制策略。此外，打车难现象再度出现，在高峰时段，网约车的价格甚至远高于传统出租车的运营价格。例如，2017年6月施行的《网络安全法》便以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要求网络运营者承担信息安全审查等义务。

在我国，中央政府权威不容置疑，政府机构垂直分布，其优势在于保证国家政策实施具有强大执行性、有效性。充分的信息披露是分享经济得以诞生与发展的重要助力，它可以消除交易中的许多潜在问题。

因此，建立有效的声誉评价机制，能够引导供给方行为。第二，平台建立信息反馈系统，消除负外部性问题。因此，上文运用辅助性原则，以利益衡量为方法论，针对不同的分享经济模式提出了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供给方、消除负外部性等类型化、中观层面的规制策略，更多的是尝试构建一个目的正当、手段合比例的分享经济规制框架。[24] 徐键：《分权改革背景下的地方财政自主权》，《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57页。

因而就阶段性而言，当下适用辅助性原则没有问题。[19]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209页。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3%，未来几年仍将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长。湖州市规定网约车内外不得有广告等。

考虑到平台公司有着大数据技术支撑，充分掌握供给方信息，有着规制的先天优势，因而主要的规则的执行与落实职责交由平台更适宜，政府处于辅助地位。（二）辅助性原则在我国的适用空间 作为一个理论舶来品，在将辅助性原则适用于分享经济规制领域之前，需要先讨论其与我国体制是否兼容的问题。

[18] [德]罗尔夫·斯特博：《德国经济行政法》，苏颖霞、陈少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当然，这里提到的中央政府扮演引领者角色并非否定辅助性原则下中央政府的辅助作用，中央政府只是把握分享经济规制中的指导思想，具体规制政策仍由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与实施。

此要求我们可从2016年7月14日通过的《网约车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与正式稿之间的条款变化中窥见端倪。对于投诉量大的供给方，平台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进行规制等。同时，分享经济的发展与当地政府财政收入密切相关，其采取的具体规制措施更可能宽松、适宜。面对分享经济新业态，传统规制模式已经捉襟见肘，过度规制、规制漏洞、规制俘获等弊端纷呈。法国于2003年3月28日颁布的宪法性法律——《关于共和国的地方分权结构》第72条规定：地方行政区拥有作出在当地可能得到贯彻的决定的全部职权，将辅助性原则概念宪法化，进一步贯彻了该原则。2016年1月实施的《反恐怖主义法》亦要求电信、互联网、金融、住宿、长途客运、机动车租赁等业务经营者、服务提供者查验客户身份等。

辅助性原则与利益衡量的逻辑关系是原理与方法论的关系，前者系落实分享经济规制的基本指导原则，后者是贯彻该原则的方法或进路。例如，在共享单车行业存在激烈竞争，市场机会获取至关重要。

同时其发展带来的诸多负产品亦最先在地方呈现，因而当地政府势必对分享经济业态有更清晰的认识，对分享经济的规制更有发言权，更能迅速作出妥当应对，以实现在消除分享经济业态中诸多乱象的同时，保障其又好又快发展。负外部性问题因分享经济而产生，也应当由平台采取相应规制措施消除。

陈元志：《面向共享经济的创新友好型监管研究》，《管理世界》2016年第8期，第176页等。例如，根据贵阳市交通运输管理局网站公布的《出租汽车公司投诉情况表》，近年来该市出租车的投诉率都在10%以上。

在利益衡量视角下，前两者代表的是一种商业利益，而消费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主体……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事关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35]代表的是涉及民生与经济发展的公共利益。经分析可见，平台企业、供给方以及消费者之间均为民事法律关系。在此模式下，行业准入等重要规则由政府制定。当然，并非所有的直供型分享经济产业都会出现负外部性问题，只有当销售的产品或服务出现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影响公共交通秩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等情形时，才涉及负外部性问题。

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模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二是财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将政府直接规制的触角限定至平台企业为止。

刘权：《分享经济的合作监管》，《财经法学》2016年第5期，第49页。那么，读书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侵犯原作者的知识产权？其著作权的边界在哪里？平台的监管责任如何？当下，这些问题都属于政府规制的真空区。

[46]如果分享经济下的新兴企业还需遵守与传统行业相同的规则，那么产业创新便无立锥之地了。因此，其中可能出现的经营者集中或垄断情形就需要《反垄断法》等行政法律规范进行规制，但监管规则及方式等仍可适用传统的规制模式。

第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政府对分享经济发展与产业创新的不当束缚。以上文件虽未明言辅助性原则，但其表述与该原则的内涵不谋而合。该原则亦可适用于单一制、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中，如法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有深厚的中央集权体制传统，但其在地方分权体制的构建中同样贯彻了辅助性原则。[32]利益衡量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用以应对社会剧烈变革而引起的多元利益冲突。

政府规制过度，将分享经济企业驱逐市场，阻碍产业创新。[27] 参见杨涛、王明生：《论辅助原则与自主自治的理论要旨》，《江海学刊》2013年第4期，第115-121页。

然而，过度强调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容易产生诸如规制俘获、寻租等新的弊端。那么除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因治理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可以对当地网约车数量、驾驶员户籍等作严格限制外，一般城市的规制措施应当相对温和、宽松，以契合中央的基本方针，大力支持网约车行业发展。

在放开准入与退出的竞争性市场中，企业得以生存、发展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不断实现产业创新，降低生产成本，间接提升消费者福利。（三）辅助性原则作为分享经济规制原则的必要性 上文论证了辅助性原则在我国有适用空间，那么，辅助性原则是否有作为分享经济规制原则的必要性呢？首先，从分享经济发展的基本特质与辅助性原则的调整对象看，辅助性原则有适用必要。